還記得2009年那場全民的“禁摩”大討論嗎？還記得此前電動車被“摩托”化時引發的強烈質疑嗎？當時按照1999年舊國標的20/40標準，電動車被限定在20公里以內，但最終因為民眾呼聲和執行難度大等原因，被中央一再叫停。然而，時隔幾年，這一落后國標換上“合格的登記、超標的考駕照”這一新馬甲再次出山，并在全國迅速鋪開：自今年以來除廣西外，遼寧、福建、貴州、海南等地也紛紛發布了類似細則。電動車再次被摩托化的厄運似乎不可避免將再次上演。

這種風聲過后換馬甲故技重施的案例似乎在中國并不鮮見，甚至已經成了部分機構和個人管用的伎倆，如官員被雙規后在另一行政區域掛職上任，食品超標被曝光后換商標面市，企業負面報道后用正面大事件危機公關轉移消費者注意力……如今，這一伎倆居然針對一個行業堂而皇之上演，由個體行為演變成一個由個別行政機構主導、對手行業操縱（有內部人士爆料，電動車新國標遲遲難產實與摩托車利益集團的政府公關有關）的全民事件，實屬罕見。

馬克思主義曾用大量實踐告訴我們“一切從實際出發”，習近平主席也多次強調“違背實事求是會誤黨誤國”，可想而知，一個國家標準的制定更應該首先符合時代發展、滿足人們需要。舊國標在14年前誕生之初時確實功不可沒，可經過那么多年發展，它早已經不起推敲，出臺符合現實的新國標早已迫在眉睫。現如今廣西等地所謂的新標準，實際上還是根據20/40標準，筆者不禁想問：換湯不換藥，就算不在乎電動車每年的六七百億產值，但是您是要置1.6億車主、近50萬人就業的民生需求于何地？據統計，目前上路的電單車80%都屬超標（按照舊標準），都要被摩托化、都要納入機動車管理，而不少城市已經禁摩，這無異于給全國1.2億輛電動車下了一道生死符。

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不合時宜、不顧民生的電動車舊國標及其馬甲，引發了一波又一波的對抗局面。在改革開放的前沿省市廣東省,先是深圳交警當眾銷毀3600余輛電動車廣受質疑；緊接著湛江禁售超標車引發35萬輛電動車無處售后，商家去留兩難；后是深圳“禁摩限電”百日行動產生首例因第二次非法營運而被拘留者廣受討論；在珠海，一位電動車車主在被交警強收愛車后欲輕生跳樓……按照社會學家的說法，這些貌似硝煙彌漫的背后，實際上折射的是滯后標準與弱勢群體民生民需、社會輿論的正面博弈。

事實上，這種博弈早在2002年就開始了。當時北京首次嘗試“禁電”，但三年后由于市民反對意見大等原因取消“禁電令”。此后，珠海、廣州、東莞、溫州、武漢、南寧、廈門、海口、沈陽等全國許多城市，都曾出臺過禁止或限制電動車上路的政策，但各地“封殺”電動自行車的各種措施，要么廣受爭議，要么不了了之，實施效果不甚樂觀。

可以說，并不是“民”硬要與“法”對抗，而是落后標準實在難依；如果一定要硬性強制，不是以犧牲普通大眾的民生幸福為代價，就是小老百姓們以“默默反抗”為答語。為什么一定要用反抗來換取民生幸福呢？古語教小孩尚說“知錯能改善莫大焉”，為什么一紙舊國標，14年來幾經修改幾經擱淺至今難產？電動車落后國標14年，別老用對抗來推動民生幸福，還有更多問題的答案，1.6億車主都在翹首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