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的廣州市政府嚴格禁止掛外縣市牌照的摩托車進入廣州市區，只有“粵A”（廣州市車牌）的摩托車不受限制，于是很多原本務農的村民看到這一大好商機，紛紛改行花個幾千塊人民幣買臺摩托車，騎上街頭攬客跑“摩的”。

 

由于“摩的”的靈活機動性高，若是一個人出門辦事要趕時間，選擇“摩的”要比“打的”能節省一半以上的時間，車資則視里程而定。短距離的大多僅收人民幣五元，遠一點的十元，比起“打的”動輒十幾二十元，遇到塞車車資更高，“摩的”的確是一種既快捷又劃算的交通工具。

 

我那時常因工作的需要選擇搭“摩的”，但搭“摩的”有很高的風險，由于駕駛者多是守法觀念較薄弱的市郊農民，往往視交通法規和行車安全于無物，為圖快速而橫沖直撞，逆向闖紅燈更是家常便飯，所以交通事故頻傳。而乘客搭“摩的”雖然不必忍受塞車之苦，但除了一頂安全帽外，沒有其它安全防護，只能自求多福。

 

另外，“摩的”載客畢竟不合法，屬于不能公開的“地下產業”，加上安全隱憂，市政府不時施以鐵腕來整頓，交通警察取締更不手軟，隔三差五就來一次大掃蕩。但開“摩的”的也不是省油的燈，為了應付警察的攔檢，也發展出一套教戰守則，比如上車前先跟乘客套好招，要互報記住對方的姓名，這樣若被警察攔下，就謊稱是朋友關系而免于受罰。到后來，警察也變聰明了，不但問的問題更多，而且還會從口音來辨識，像是外地人就算講廣東話，口音也會露餡。

 

警方嚴厲圍堵的措施開始奏效，“摩的”的生存空間越來越小，許多人眼見錢難賺，就將摩托車轉賣給外地人，卻成為另一個治安的重大隱憂，一些不法之徒利用摩托車進行搶劫，變成橫行廣州的“飛車黨”，讓廣州市民人心惶惶。市政府眼見事態嚴重，遂以摩托車造成市區交通混亂和危險性高為由，全面禁止摩托車上路，短短時間，摩托車竟然在廣州的街道上完全不見蹤影，而“摩的”也銷聲匿跡。

 

相較于臺灣對摩托車始終采取“放任”的政策，廣州對摩托車的管理從一開始就嚴格審核，并不斷限縮其發展空間，到最后完全禁絕，短短十幾年的從有到無就像改革開放的一個“試點”，也成為大陸其他大城市該開放還是該取締的一面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