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時隨著參訪團到了臺灣幾天，最大的印象就是臺灣城市里的摩托真是多。不止在鄉下地
方是如此，就算在臺灣最繁華的三個大都市臺北、臺中、高雄更是如此。街上停滿了摩托，甚至到了令人寸步難行的地步。而馬路上甚至滿是摩托在爭道，每一個路口在停等紅燈時，總是有一大群的摩托等在車陣前，一轉綠燈，馬上蜂涌而出。最引人注目的是，連排氣量大的街車也混雜其中。這不禁令人感到好奇，為什么臺灣的城市不禁摩。禁摩的好處顯而易見，對于都市的景觀與文明、交通的安全順暢是有極大幫助的。只是這個問題一直存在我心中，在繁忙的參訪行程中一直沒有機會好好與臺灣的朋友坐下來深談。直到參訪行程快結束時，在臺中丘逢甲大學與幾個教授一同坐談時，才問出了我心中的問題。

其中一名任職于都市設計系的林教授反而大惑不解的反問我，為什么要禁摩，怎么可以禁摩。林教授說摩托是一種很便利的交通工具，最重要的是很便宜，臺灣一個工人或剛畢業的大學生，花一個月的薪水就能買一部最陽春的車型。騎摩托的當然都是經濟能力較不好的人，如果禁了，他們的生計可怎么辦?對他們來說，摩托是最重要的交通工具，他們靠這部摩托上班上工的，不能說禁就禁。接著林教授就回憶起他年輕時，還在讀研究院時，如何騎著他買來的二手摩托在臺北市四處兼職當家庭教師，籌足學費，最后讓自己這個農村子弟順利完成學業，如果沒有他那輛摩托，他大概無法完成學業吧。

幾個教授也都談到自己年輕時騎摩托上班工作的經歷，甚至其中有一個方教授一直到今天還騎摩托上下班，方教授說摩托便利，他家離學校不過五分鐘路程，如果開車那才麻煩，騎摩托方便，他家中就有三輛摩托，分別是教授自己一輛，老婆一輛、也已經讀大學的小孩一輛。方教授說他的老婆任職于地方上的小學，他們小學的教師騎摩托的也是很多，并不是沒有錢買車，只是因為路程近，圖個方便罷了。方教授說臺灣一般的家庭里像他們家一樣，擁有三輛摩托的比比皆是，像小孩上了大學，通常也會買一輛。臺灣一輛新摩托的的價錢大約就是一萬元人民幣，隨車種好壞略有上下，一般的工薪階級都買得起，大學生暑假兼一份工也能存到這個錢，所以在大學里幾乎也是一人一輛的。

那我就問他們難道就沒有想過城市的景觀被無所不在的摩托所破壞，禁摩難道不是文明都市都會做的嗎?況且摩托污染啊，對都市的空氣不好。這時林教授說政府不能因為要打造一個「看起來」好的城市就枉顧百姓的需求。都市看來亂，不是人民的責任，是政府規劃管理的不好。叫底層的百姓不要騎摩托不是治本的辦法，那是鋸箭療法，以他本身都市規劃的專業，他完全不能同意。林教授又說如果政府能夠提出并興建完善的大眾交通系統讓大家都樂意搭公車還是地鐵上班，那禁摩也許還有幾分道理，但是在還沒有做到這一步時禁摩，無疑是剝奪了人民的交通權。試想還買不起車，但是又要到遠方工作的工人或剛畢業的大學生們，要怎么辦呢?這時另一名教公共行政的陳教授笑著說了，在臺灣哪一個市長敢禁摩，那他的政治生命就完了，看看路上滿街跑的摩托，那上面載著的是一張張的選票啊。

最后這名說笑的陳教授說了一件事，讓我感觸良多。陳教授說在臺灣擺個小攤，只要不占道、不賣吃了會拉稀的食物，基本上沒有人管。像他們任教的丘逢甲大學外頭就是臺灣中部有名的攤販一條街，晚上那是滿滿的攤販在經營。公安基本只會抓占道的，抓到一次卻也只罰點小錢。陳教授說，一個失業的工人，與其讓政府每個月花錢去求濟他，不如讓他上街擺個小攤，做點小生意，一家的溫飽就有了保障。小孩上公立學校的錢一學期是不到二千元人民幣、繳納醫療健康保險的錢一個月大概要二百元人民幣，一個經營還不算太差的小攤是可以維持的。陳教授說就公共行政上的學術理論來說，執法上也是要講究「比例原則」的，對于的底層要多些寬容。擺小攤的、做小生意的、騎摩托的多是上經濟能力較差的，執法就是寬松一點。有些事睜只眼閉只眼就過去了，好過讓他們沒有了謀生能力而要全靠政府救助。但是對于大企業、政府官員就要執法從嚴，逃稅一元，貪污一元也要追究。

就在與這些教授結束座談后，同團的人都有很深的感觸。我這才發現所謂的「法律平等」

不是真正的平等。執法原來還有所謂的「比例原則」，特別這四個字是從一輩子鉆研公
共行政的老教授口中說出來，更是令人感到印象深刻。原來所謂執法的「情、理、法」是存
在的。當我們強調要依法行政、建構文明時，是否忘了什么是「比例原則」，忘了法律
要優先照顧上的弱勢呢?